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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采用标准程序通知符合录像资格的案件当事人，并征求当事人是否同意录像的意见。同样有多种类型的案件可以被录像，包括联邦法院经常审理的合同案件、人身伤害案件及民权案件等，还包括较少在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类型，比如专利案件、版权案件、商标案件、移民案件和破产案件。
当事人需在原定诉讼日期期满之前的七日内提交是否同意录像的书面通知。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行政工作的工作人员认为规定的时间是合理的。在需征求法官同意是否录像的法院，一位法官表示，我完全不想推行录像程序。试点法院自愿参与，独立法官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法院的行政工作涉及试点项目的评估。
一半（55人，占52％）的法官认为录像可教育公众了解有关法庭程序和法律问题。法官参与的等级和同意录像的人数。近现代法学包括近现代法理学，其核心的基石范畴权利及基本范畴权利、义务，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次级范畴如权力、责任等。
[45]二是正确的行为或本来的意义，如三国魏曹植《七启》有：览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比如，我们不仅要警惕我国台湾当局某些人的事实台独倾向，更应当警惕其法理台独。但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此文揭示了法理学界长期不被关注却应当成为法理学中心主题的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在将法理作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中，法理学的范畴体系则是值得重新认真思考和系统阐述的论题。
[48]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在徐教授看来，法理学是一门主观性显著的学说，不存在客观的真伪标准。
[42]此后的中世纪的神学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实证分析法学以及二战后后出现的诸多流派，无不围绕最核心的论题——正义展开。在当前中国法理学中，法理与法、法理学与法学之间的范畴体系常常不做区别。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仅仅是过去喊口号的方式，这样也得不到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关注，反而认为蛮不讲理，只有通过讲法理的途径才能获得道义上同情和支持，即便是使用费和平方式，也才能师出有门，才能真正做到有理、有力、有利、有节。法律思维更多是规则下思维，包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责任的划分、证据的甄别及证明力的表达等，更多是在法律适用意义上来思考问题的。
此文对法理概念作了汉语词源上的历史考察，得出了创新性结论，并对其进行了颇为细致地语义分析和意义分析，较全面地总结出了法理八个方面的语义、精义。不仅是法理学如此，我国的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无不充满着西方人的经验和智慧。当然，何谓法理，如何重塑中国法理学，是需要法学研究者，乃至法律实践者和法治实践者广泛参与和讨论的论题，在讨论与论辩中寻求基本的学术共识、学理共识，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61]美国哲人约翰·罗尔斯在论述了其国内政治自由主义理想的基础上，也像康德一样，提出了建立世界政治自由主义理想秩序的方案，即万民法，意指规制人民相互间政治关系的特殊政治原则，一种自由人民的联盟。
[54] 前注25，邓正来书，第44-45页。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即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
因此，从此角度看，目前大多中国法理学教材尚未很好发挥出此方面的功能。此外，还有如下释义：一是公正、正当的道理，如《史记·游侠列传》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社会法就是对处于弱势需要提供保护或保障的公民提供倾斜性的制度性权益扶助或保障的法律部门。[16]可见，法教义学在德国始终不是部门法学者的专属领域。如果完全将研究精力放在对这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的论域上，自然是有失偏颇，但如果对此现实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同样也不可取。中国政府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内涵丰富，需要从包括法理的各个学科和角度进行诠释和具体化，使其成为解决国际人类社会的有力理论武器。因法理学自身的主观性和法理学者的个性，导致中国法理学根基的丧失。[43] 参见前注17，[德]考夫曼书，第25-51页。
一个部门法之所以能够成立，一般而言，应当具有相对稳定的调整对象和独特的调整方法，如民商法的调整对象是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调整公民人身关系，调整方法主要是自愿、平等、诚信等。由此，从研究角度的流派形成观无法推导出论者所说的中国法理学的主观性和个性多样化导致了理论统一的不可能性。
在库恩那里，范式代表科学界的世界观，指导和决定问题、数据和理论的选择，直到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36] 前注35，张文显主编书，第98-100页。
在东方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佛教则通过正见、正思、正业、正命、正勤、正定、正念、正知此八正道来引导人的思想意识，教导和指引人们去做正当的事，做有正见、正信、正业等公平正直的人[50]。[45] 《史记·游侠列传》。
法同样不应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至少理由如下：第一，法不仅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所有部门法学的研究对象。如前所述，法理学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如论者所论述的类似于部门法的规范法学或法律史学的历史材料？如果法理学的根基本就不该是如此之类的东西，那如何又能论断失去了根基呢？至于信仰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社会法旨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福利、帮助等，民商法的平等、自由、意思自治、等价有偿等精神和原则不可能是其正义的体现，如果遵循民商法的这些精神原则那反而是不正义的了。摘要：中国法理学不但没有死亡，而且在部门法学者共同参与的论争中本身即意味着其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基于此，邓正来才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这一开放式问题。由此，在当前情形下，权利本位范式所处的高度和对法理学的概括性、一般性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法理学的现实需要。
本文认为，论者所指出的中国法理学的问题更多是对法理学学科的创新与独立性还不足，还不能满足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理论需求，学科还不够成熟。……这不是一门要考学位的必修课。
同时，法理学也只有通过从部门法学中抽象出一般性问题通过阐释法理的方式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自我，进而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引领功能。使初学者从一个不知法治、权利、正义、自由等为何物，甚至满脑子是人治、权力、服从等前现代行为意识和习惯的非法律人初步成为一个市民和公民意识的现代人。
这些教义与近现代法理也有诸多相通之处。这是因为，在法理学中，普遍原则（即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之一便是一方面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则制定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调适的相近的具体的规则。注释： [1]徐爱国：《中国法理学的死亡》，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近年兴起的混沌学、模糊论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无不是对这些问题和领域的关注而产生的。
由于人权与主权相关联，目前此概念往往过度被意识形态化，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国与国之间实现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人权理论却对此巨大反差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立场。因为，如果从研究者角度看，所说的理论统一的可能性未必是法理学学科所追求和达致的目标。
这恰恰表明了法理学在我国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我国相关部门积极主动通过法理去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争端和问题的意识还没很好地建立起来，法理思维还没很好地真正形成并运用。
也就是说，法理是比法治更为宽泛，更具概括性的概念和范畴，法治至多仅是法理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和组成部分。更可怕的是，我们对于这种僵化而狭隘思维的不意识。
